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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可谓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最大变数，也因此常被称为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但我觉得这两个比喻都不太恰当，我自己把它叫做‘星陨来袭’。”在8月28日举行的第六十九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这样表示。

在他看来，“黑天鹅”事件虽然发生的概率不大，但一旦出现，便将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且在事后可解释。“灰犀牛”事件则为显而易见的大概率事件，但它的临近往往容易被忽略。

相比之下，“星陨来袭”属于深度不确定性事件，即“未知之未知”。“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便是深度的不确定。”王绍光解释道，“星陨来袭”事件不可被预见，发生概率小，同时影响极其深远，在事后无法被充分解释，也因此更能够揭示出深层次问题、催生深刻反思。因此，新冠疫情更可能是“星陨来袭”，而不是“黑天鹅”或“灰犀牛”。

在人类历史上，此前也曾发生过“星陨来袭”事件。例如1918年大流感，“至于当年这个流感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它的起源是怎么回事，现在仍有学者试图对此进行重建，大家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死亡人数也不确定。加上1918年处在一战快要结束之时，因此大流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与战争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其自身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对经济、政治等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完全确定的。”王绍光表示。

此外，“星陨来袭”事件可大可小。SARS事件可被视为“中陨石”，中东呼吸综合症对中国来说是“小陨石”，而此次新冠疫情则无疑是“大陨石”。在他看来，从现在到2049年，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演变，不排除会出现更多“星陨来袭”事件。

“现在回头看，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受到了袭击，然后我们打了一场遭遇战，继而是阻击战、总体战，最后事情得到了控制。而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暴露出大量问题，浪费掉了大量时间。”王绍光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带来了许多“想不到”，但尤其令人想不到的是其损失之大，这或许早已超越了一场战争所产生的破坏力。

如何应对“星陨来袭”？

“星陨来袭”事件发生时，往往留给人类社会的准备时间并不算多。能否迅速进行调整应对，把握好时效性，便显得十分关键。王绍光指出，在深度不确定性面前，需要依靠多种能力来作出科学及时的决策，其中包括快速收集分析信息的能力，将深度不确定性逐渐变为不确定性乃至确定性；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通过切换不同的应对措施，来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其深度不确定性，“星陨来袭”事件的追责也更具有难度、更考验智慧。“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任其带来损失，这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但在一般不确定条件下，做出正确决策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应对方式。”王绍光认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难免出现错误和偏差，“若任何人执意追究出现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那么此次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王绍光指出，有观点认为这将导致“慢全球化”，即全球化还会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也有声音认为可能会推动“再全球化”，弥补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缺陷与不足；更消极的观点则认为将带来“去全球化”，出现脱钩和新冷战。

“目前不同的观点都只是猜测，但深度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局部脱钩几乎在所难免，同时也要警惕更多‘星陨来袭’事件的发生。”他提醒，“虽然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按照风向变化来及时调整风帆。这一次，相信我们也可以发挥制度优势，在大变局中学会应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讲座实录

大家晚上好！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但现在我们仍处于疫情期间。至于“它何时能结束”，大家都不确定。我今天讲的内容，无非就是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一大事件。直到今天，研究全球性流行传染病包括“西班牙大流感”的书籍和文章都层出不穷。我也就疫情相关的几个议题，谈一谈自己的浅显看法，希望多多和大家交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星陨来袭”——新冠疫情与世界变局》。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星陨来袭”讲的不是天文学吗？其实不尽然。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会重点普及一些概念，比如“黑天鹅、灰犀牛和星陨来袭”等。我会讲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以及跟我们所处的疫情有何关系。

第二部分我会讲新冠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这一部分更多涉及到疫情发生的早期阶段。

第三部分我会讲各国面对疫情大考的“想不到”——后来，疫情发展到中期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现象，我会试着解释这些现象出现的背后原因。

最后我会讲“世界变局”的走向，一言以蔽之即“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我要讲的四个部分。

什么是“黑天鹅、灰犀牛和星陨来袭”事件

01．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

首先，疫情发生以后，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希望对如此巨大的突发事件进行解读。包括国外、国内的很多学者会把此次疫情叫做“黑天鹅”事件。这个“黑天鹅”是从哪里来的呢？“黑天鹅”一词实际上来自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叫《黑天鹅》。在英文版问世后的第二年，中信出版社把它翻译集结成了中文版。这本书讲的不是动物学，而是人类社会中实际发生的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影响。那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往往可能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进程，虽然“不太可能”，但也“非常重大”。

02．新冠疫情：灰犀牛事件？

很多人把新冠疫情比喻成为“黑天鹅”，但另外也有一些人把新冠疫情比喻成为“灰犀牛”事件，这个比喻在国外看得比较多一点，国内用这个比喻的人好像不太多。其实，“灰犀牛”这一比喻也来自于一本书。该书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将其翻译成中文版并在中国推出。《灰犀牛》讲的也不是动物学，而是比喻了某种“显而易见但又往往会被忽略的危险事件”。本来，该类事件应该大概率会发生，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人们可能会将其忽略掉。一旦“灰犀牛”事件发生，影响也可能非常之大。

03．新冠疫情：星陨来袭事件？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比喻都不太恰当，但我暂时也没有看到其它的比喻，所以就自己“瞎编”了一个比喻，我把新冠疫情称之为“星陨来袭”。“星”就是星球，有大星球、小星球等；“陨”就是天上飞来的陨石。“星陨来袭”这种事可大可小，比如大家怀疑以前地球上生活着很多恐龙等大型生物，但大概到6500万年前，它们就突然一下都消失了。因为消失得太过突然，所以有人怀疑那时可能出现过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导致地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大型生物就死掉了。当一颗比较大的行星撞击地球，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新冠疫情也类似于“星陨来袭”事件，而并非“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

04．确定性等级分类

刚才讲的是比喻，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概念性的东西。人类社会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按照其发生的确定性来进行分类：

第一类事件是确定性很高的，这就是确定性事件，比如明天早上太阳会升起，就是很确定的事情；

第二类事件的确定性一般，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就是一般不确定性事件；

第三类事件的不确定性很高，很难预测，我把它叫做深度不确定性事件。

按照以上三种分类，“灰犀牛事件”应该属于“确定性事件”，就是我们能够认知、已经知道的事情，是“已知的已知”。我们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忽略掉，这就是“灰犀牛”事件。

“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可预见”，意指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可预见”的；第二是“大概率”，指这一事件出现的频率很高，会经常出现；第三是“影响大”，指的是它一旦出现，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按照以上特性来从概念上理解“灰犀牛”事件的话，显然用“灰犀牛”来比喻这次的新冠疫情，是不合适的。尽管国外也有一些知名学者把疫情比作“灰犀牛”事件，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至于第二类的一般不确定性事件，就是“已知的未知”。对于某些未知事件，我们虽然对其不甚了解，但心中知道自己对其不够了解，也想像不到它会发生，“黑天鹅”事件就是如此。它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天鹅本来都是白色的，当黑色的天鹅出现，就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是个比喻；第二个特征是“影响巨大”，这一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事件，要对人类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虽然是意料之外，但由于它是“已知的未知”，所以事后往往可以解释清楚事情发生的起因。我的看法是，尽管很多人把新冠疫情比作“黑天鹅”事件，但我依然认为疫情不是“黑天鹅”事件，它应该是深度不确定性事件。

“深度不确定性”事件就是“未知的未知”。对于某些事情，人们非但不了解，而且还不清楚自己根本不了解它这个事实，这就是“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我们不是“没想到”，而是“根本想不到”，完全想不到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自己发明了“星陨来袭”这个词语来概括此类事件，它有五个特征：一是“几乎不可预见”，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甚至连会不会发生也不知道；二是“小概率”，它不会重复地出现；三是“影响大或者影响很大”，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影响就非常之大；四是“事后仍无法解释”，这一点和“黑天鹅”事件不一样，“黑天鹅事件”尽管人们没有预料到，但事后却可以解释清楚，是“人们本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星陨来袭”这种事件，就连事后都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知道如何去预测；五是“启示性强”，它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内包括经济、政治、民生等层面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催生出人们的深刻反思。

在我看来，此次的新冠疫情就属于“星陨来袭”事件，因为它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又不可预见、发生概率小、影响大甚至超大、事后无法解释而且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05．“星陨来袭”事件盘点

有哪些已经发生的“星陨来袭”事件呢？我能想到或者说最近大家提得比较多的，大概至少有这么三件：

第一件是1918年的大流感。它的发生距今已经有102年了，但人们至今都对“大流感”记忆犹新，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很多人又拿“大流感”出来说事，那次流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件是从2003年到现在，数次由冠状病毒而引发的疫情。冠状病毒连续引发了数次疫情，我们可以把三次合并为一次总的“星陨来袭”事件。

第三件是从现在到2049年之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就是在“两个一百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一个“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另一个“一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预测，有些东西我们能预测到，但也一定不排除会出现“星陨来袭”事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新冠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第二部分我来讲一讲新冠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我把它比喻为“星陨来袭”，到底有没有理由呢？是有理由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回溯一下此次事件，然后再去理解它，就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01．1918年大流感：仍有不确定性

我先不讲这次疫情，先来简单讲一讲1918年发生的那次大流感。102年过去了，流感事件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比如说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儿？现在比较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美国是源头”，但也有说“英国是源头”的，也有一些外国人最近非要把它和中国扯上关系，觉得当时中国得病的人不多，故源头肯定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可能已经拥有了病毒的抗体……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有些人老在问“怎么找到零号病人”，我估计是找不到的，因为1918年的“零号病人”，直到今天也没找到，也不可能再找到。

除了源头不确定外，病原体也不确定。1918年大流感爆发的十五年以后，直到1933年，才有英国科学家分离出第一个人类的流感病毒，也就是“H1N1”。至于当年流感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它的起源来自于哪里，直到现在都一直有不同的学者试图来解释，但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此外，大流感的死亡人数也很不确定。那件事的影响确实非常大，新冠疫情截至目前所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和1918年大流感不在一个量级。对于那次大流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人估计是1700万，也有人说2000万，还有人估算说是5000万甚至是9000万，总之死亡人数巨大。有一本书曾经这样写道：“当时世界上1/3的人都得了这种病，在得病中的人中，有1/10到1/5的人因此而死去。”其实，所有的数字都是估算，大流感的确切死亡和确诊人数，到现在也无法确定，更没法知道。

1918年大流感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对人类经济、政治、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不能完全确定。大家知道，1918年恰好是当时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战争的影响跟其它因素对当时人类社会的影响会叠加在一起，至于哪些是疫情的影响，哪些是其他因素的影响，要想分开也不太容易。所以，这件事尽管过去了100多年，却仍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较清楚的是，1918年以后或者说大概1915年到1918年之后，全世界原本处于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

上图讲的是金融和贸易全球化的指数，1835年到1915年前后，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第一次全球化”，贸易和金融这两条曲线都是往上走的。但是到1915年左右，这两条体现全球化的指标曲线都在往下走，贸易曲线回到了1915年的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融曲线也回到了1915年的水平。所以，在大流感过后，也许还有别的因素在影响着世界，但至少大流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哪些影响是因大流感而起的。

大流感之后，实际上人类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在放缓。因为如果参考人均GDP或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数据的话，1870年到1913年间，全球各地区的增长速度实际上都比1913年到1950年要快。当然你也可以说是1913年到1950年中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这个因素当然不能排除，但也许大流感的影响也仍然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清楚”，这件事过了一百多年仍然无法解释清楚，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02．2003-2020年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从2003年以来，全球发生了数次由冠状病毒而引发的疫情。2003年时发生的“非典”，中文叫“非典”，英文叫“SARS”，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至少在还没发生今年这次疫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一次很大的疫情。我可以把新冠病毒的来袭比喻为一颗中型陨石和地球的碰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2012年到2019年间，还爆发过一次小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来我们把这次疫情叫做“中东呼吸综合症”，英文叫“MERS”，它的影响稍小。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实际已是第三次了。

2003年“非典”时全国一共确诊5000多人，死亡300多人，当时已经觉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很多城市也经历了短期的封闭。中东呼吸综合症则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唯一的一个确诊病例是从韩国输入的病例，也没有产生死亡病例。接下来就是今年的这次新冠疫情，影响非常大，跟2003年相比大了好多。目前，全国确诊病例的数量超过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700人，这些都是截止到昨天为止的数字（录制日期为8月28日）。

按照影响力的大小，我把这三次因为冠状病毒而引发的疫情分别比喻为“中陨石、小陨石和大陨石来袭”。认识“星陨来袭”这种深度不确定性的事件，实际上很难。我们以“小陨石撞击”即中东呼吸综合症为例来讲。2012年9月22日，英国发现了第一例MERS病毒感染的病人，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向全球进行了通报。又过了三天，丹麦发现了5例确诊病例。但到了9月29日，世卫组织还在公开表示：“尚无MERS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证据。”

我说的这个事情很重要，今年疫情爆发之初也有人说“还未存在病毒人传人的根据”，当时很多人质疑说：“凭什么说没有根据？”。但他们可能不记得，也就是在几年以前，世卫组织对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判断也是如此。而后在2012年10月7日，香港出现了疑似病例，三天之后被解除嫌疑。11月15日，英国发布了MERS新冠病毒完整的基因组测序结果，这时距离第一例案例出现已经快过去两个月了。比照今年的疫情来看，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要快了许多。

到2013年2月份，过了5个月左右以后，全球的总确诊病例才达到了10例。然后在2月19日，瑞士有人发现MERS新冠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并没有确定病毒在人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坚称：“无法确定MERS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之间传播”。直到2013年5月，它才正式被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一命名并不太满意，因为名字里有“中东”二字，多少包含一定的歧视性，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另外的一个国际组织。

到2013年5月份，我国的广东惠州才发现第一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直到2019年，在全球的27个国家中，大约有80%的MERS病例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直到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依然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的记录备案。”

这就是MERS疫情的发展历程。中国一些媒体比如《科学报》等报纸，对此有些零星的报道，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有人回忆起自己几年前就在报纸上读到过新冠病毒相关的内容，其实那是说的“MERS”，它和这次的病毒同属一类。

所以，从“MERS”这件影响不太大的事情上可以看出，要认识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是很难的。有这个例子做背景之后，再去理解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初时候的情况，我们可能会理解得更为清楚。

03．此次病毒：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

对于今年的新冠病毒，我比较不是专家，就引用了“网红学者”张文宏教授的所讲内容。他说：“从长远来看，这次新冠病毒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因为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病毒的特性是这么诡异。”拿我刚才的比喻来说，就是“未知的未知”——无人知晓，且人们对自己的“无知”也并不自知。张文宏举例谈到：“埃波拉病毒虽然很厉害，但是它扩散得不远，基本上停留在非洲；非典（SARS）的症状很严重，但是传播力不强；流感很容易爆发，但是症状很轻，可以置之不理。但这次的新冠肺炎恰好介于其中，它传播力极强，病症又不轻，而且还到处出现了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所以防范疫情的难度就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估计。”这是他的说法，但我觉得非常符合我先前对其的定义——“未知的未知”，具有深度不确定性。

和我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武汉病毒所所长，他讲到：“我们去年12月30日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病毒，当时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叫不明原因肺炎。到1月8日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包含一些未知的全新的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认同“新冠病毒是全球所有科学家都未能预测到的突发事件，是未知中的未知”，在他看来，这无异于一场闭卷考试。我们知道，大概12月20号左右，最早有关病毒的报告出现。到1月20日，仅仅过了20天左右，中国的专家就已经对病毒完成了三个认知过程——第一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然后是有限的人传人，最后是意识到可能非常快的人传人。我们拿这一过程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来比较的话，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非常快的。而且高福也讲到，现在回头来看，对病毒的种种判断也是非常准确的。

04．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吹哨”和追责

既然它是一件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事情，那么有人可能会选择私下谈论此事，有人可能会选择“吹哨”。“吹哨”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某件事情，然后第一个把它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吹哨”并不容易。比如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科内科主任张继先，最早报告了相关病例，但报告的名称是“不明原因肺炎”。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一件新事物，我们往往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艾芬和眼科医生李文亮传播的消息，其实是错的，他们说患者被确诊为“SARS冠状病毒”。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不采取更严谨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就贸然、错误地把这次疫情当做SARS来应对，会不会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对“吹哨”来说，吹准了固然好，吹得不太准的话，也不一定都会带来完全正面的效果。

回顾中国的抗疫历程，大致可以按不确定性程度而分为三个阶段：

1）武汉市在1月23日封城，湖北省在1月24日实行了全省封闭，到1月24日时，除了神农架地区以外的地区都封闭了，而神农架在1月25日封闭。在此之前，湖北的疫情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大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怎么去应对。如果打比喻的话，湖北实际上打了一次“遭遇战”，等于你在这个地方走着走着，突然就遭到了袭击，被卷入了一场遭遇战中。

2）从1月24日到2月20日，所有除湖北以外地区的疫情，都具有“一般不确定性”。为什么截止到2月20日呢？因为在那一天，全国确诊病例人数下降到每天百位数，而之前都是每天千位数。当病例降到百位数的时候，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它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防范和治疗了。所以，后边的战役相当于是“阻击战和总体战”，意指“我已知道遭遇到了敌人，要去阻击他，但是敌人具体有多少、有多厉害还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敌人来了”。

3）2月20日以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疫情就具有“确定性”了。中国湖北省爆发的这场疫情，应该已经传遍了全球。为什么把时间节点定为2月20日呢？也是看数据。到2月20日以后，中国以外地区的确诊病例升至到了千位以上，所以我认为2月20日应该是一个时间节点。

从疫情发生之初到现在，很多人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追责”。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在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商讨。在确定性的条件下，是应该追责，而且是可以追责的，因为什么都是确定的，一旦没有预防到“灰犀牛”事件，就是公职人员的失职，应该而且可以对其进行追责。但在一般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很多做政策研究的学者，都希望将自己置于一个完全理性、洞悉各类条件和信息的环境之中，然后再去做决策。但真正做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理想的环境很难成立，所有的决策都是“无奈应对、渐进调试”，无法做到“先知先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的话，只会促使决策者越来越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应对，因为做错了会被追责，什么都不做的话起码能“独善其身”吧。所以，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追责，一定要非常小心。

而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出现错误和偏差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人是上帝或是神，能事先预料到全世界会发生什么。出现错误和偏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事件。1月25日以前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事情，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若要执意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则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这是我的看法。

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

第三部分，我们来讲一讲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今年的新冠疫情跟1918年那次大流感可有的一比，现在虽然死亡人数、确诊人数没那么多，但仔细想一想，一百多年来科技、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进步得如此快，居然还会发生大规模的疫情，也确实是“百年难遇”。各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确定性程度仍有一点点不同。不管怎么说，各类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经历了一次大考。

回头看过去的8个月，各个国家、地区的应对方式不同，成效也非常不一样。面对这次挑战，制度的优劣势显现无遗。

01．一月底：疫情已是确定性事件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下图），最下方引用的数据，截止日期都是昨天。先看1月份，中国大陆的数据是这条往上升的曲线，另一条曲线则代表了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数据。1月31日那天，中国大陆发现的病例数是9714例，而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一共只确诊了110例，这是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疫情突然爆发后呈现的局面。

下面这张照片摄于美国。当时美国各界的普遍说法是：“我们知道有这个疫情，对它了解也很清楚，美国跟中国大陆很不一样，大家染病的机会很小，不用去操这个心。我们医疗体系也很好，卫生水平也非常好，总之不会让我们感染上的。”到了2月份，中国大陆地区还在苦苦跟疫情进行着斗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情况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自己是武汉人，知道武汉当时有很多病人都没办法被医院接收。在那时，湖北省内和中国其他省市区的确诊病例仍在不断攀升。

02．二月：“幸灾乐祸”

到2月底，中国大陆的确诊人数达到了8万人，而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确诊人数大概是7000人左右。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这条曲线（见下图）在2月12日之前快速上升，但在12日之后，上升的趋势开始变得平缓。因为不是“深度不确定事件”，仅仅是“一般不确定性事件”，大家已经大概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了——封城也罢，戴口罩也罢，控制社交距离也罢，“人治”也罢。

然而，此时西方的某些国家、媒体和政客，还正处于幸灾乐祸的阶段。这两张图片均来自于西方媒体，不知道今天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人说这是中国面临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把新冠肺炎比做在乌克兰发生的那场突发性核事故。

03．三月：“黄种人的病”

我们再来看3月份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和中国大陆的数据（见下图）。到3月15日前后，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确诊病例就开始超过中国大陆地区。3月份中国大陆地区的确诊病例从8万涨到了8万多，基本上维持在了10万的红线以内。而在3月14、15日，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病例在超过中国大陆后，就开始急剧地上升，到3月底，全球已经有超过70万人确诊患病。

一些西方的政客也在攻击中国，本来他们知晓“白种人也会患病”这一事实，但硬要说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据日本财长透露，在参加七国财长会议时，意大利的财长就说：“这种病是你们黄种人得的病，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病。”美国纽约州长也在会上公开宣称：“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一病毒只会攻击亚裔的免疫系统，不会攻击白种人”。进入3月后，他们除了幸灾乐祸以外，还在暗自庆幸。尽管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但整个2月和3月，都几乎被他们浪费掉了。

04．四月：疫情撼动了世界

到了4月份，疫情具有了高度的确定性，中国大陆地区的疫情也控制住了，甚至连武汉都解封了，但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病例数开始快速上升，从不到100万飙升到300万以上。

4月起，整个世界也开始陷入了反思。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很快出版了一本名为《Panic》的小说，中文名叫《恐慌》。他说：“这次新冠疫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记‘五雷摧心掌’，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开启根本性的改革了。”由此可见，疫情发展到4月时，已经严重地冲击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现在回头看1月到8月的疫情发展整体情况，从去年12月31日到昨天为止，代表中国大陆确诊人数的这条曲线（见下图）几乎贴在整张图的最底线，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整体确诊人数相比，中国的确诊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受到了袭击，然后打了一场遭遇战，接着是阻击战、总体战，最后整体疫情得到了控制。而其它西方国家却暴露出大量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05．新冠肺炎的威力：想不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可以说覆盖到方方面面，其中尤为意想不到的是：疫情造成的损失之大，甚至相当于一场战争，甚至比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还大。以死亡人数为例，现在美国的死亡病例已达17万多人，这一数字远高于朝鲜战争和越战。越战美军一共阵亡58000多人，朝鲜战争阵亡了54000多人。两场战争加起来，美国总共阵亡了11万多人，而本次疫情已造成17万多人死亡，且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当然，新冠致死人数目前还低于二战的死亡人数（40万）和美国内战的死亡人数（70万）。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内战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战争，当时美国人口并不多，但战争却导致70万人死亡。现在虽然疫情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但造成的损失已经十分惨重。同时，疫情在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也造成了很多人死亡，所以本次疫情在死亡人数上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战争。

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一样，战争会摧毁经济，疫情也同样会摧毁经济。非典结束后，有一些经济学家曾进行过测算，中国当时的经济损失大概达到了千亿级，损失可以说极其之大。今年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可能达不到十万亿级，但国家的损失也非常大。尽管中国的损失相对来说可能最小，今年还有可能保持经济的正增长，但经济增速依然会比去年要低得多。我们要知道，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产生出了数亿的经济损失。其它国家就不更用讲了，欧盟预计今年GDP下降7.4%，刚刚看到穆迪公司的预测，整个发达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6.5%以上。所以，此次疫情对经济的摧毁程度，可能是任何一场战争都达不到的，威力巨大。

06．疫情防控中外比较：想不到

在疫情防控方面，从中外比较来看，恐怕很多结果也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现在总在外吹嘘自己做得很好，当然也不能完全称之为“吹嘘”，因为台湾地区事实上做得还可以。台湾总共有2400万人口，确诊病例不到500人，死亡病例7人，确实做得不错。但当他们过分自吹自擂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去跟福建省比一比，福建省有4000万人口，人口数差不多是台湾地区的一倍，全省确诊只有376例，死亡案例只有一例。我所在的香港人口有700多万人，现在确诊病例4700多例，死亡81例。跟隔壁的深圳市相比，深圳人口比香港多50%以上，一共才确诊了423人，死亡了3人。

新加坡的确诊案例更高达56000多，新加坡过去跟苏州市的关系非常紧密，新加坡在疫情初期做得很不错，但现在已经出现了死亡案例。而整个苏州市的人口几乎是新加坡的两倍，却只有87个人确诊，一个死亡病例都没有。拿武汉市跟纽约市相比的话，湖北省、武汉市也比纽约州、纽约市做得好很多。中国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跟人口数相近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相比，表现也要好太多太多，拿整个中国跟欧美各国来比，大家心里就更有数了，这里我不再细讲。

07．疫情防控外国比较：想不到

即使不拿中国跟外国比，而是在不同主权的国家之间进行对比的话，也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现在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共有五个：中国大陆地区、越南、老挝、古巴以及朝鲜。朝鲜比较独特，它没有公布疫情相关数据，所以我们暂且将其排除在外。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一共有15亿多人，中国人口14亿，越南人口是9000多万、将近一个亿，再加上老挝、古巴，到今天为止，这四国的确诊人数一共达到了94599人，死亡病例达到了4835人。那么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情况如何呢？我以经济发展合作组织为例，该组织现有37个成员国，整体人口是12.9亿人，比刚才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要少，但总共的确诊人数却高达1003万人，死亡人数是46.8万人。把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反差。

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反差，就是非洲和欧盟国家。非洲国家人口也不少，加起来总共有13.4亿人，而目前的确诊人数是121万人，死亡病例28000多人。但欧盟国家总人口不到非洲国家的一半，确诊人数却是212万人，是将近非洲国家的一倍，死亡人数是18万多人，也比非洲国家要多得多。如果事先你仅靠分析来判断哪些国家防范疫情的能力强，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非洲竟然能胜过欧盟。

08．“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抗疫：想不到

疫情最初爆发、武汉封城之时，德国《明镜周刊》的专刊中，收录了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作者已经在该周刊工作了五年，他说：“要防范这场疫情，既不能靠西医的疫苗，也不能靠中医的草药，而是要靠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就可以把疫情压制住。”当时，国内的人就觉得这个判断不太靠谱，西方人觉得是靠谱的，要不然他们不会嘲笑中国。但现在来看，这一说法无疑是不靠谱的。西方那些像美国特朗普的政客，现在都在“卸责”，说责任不在我身上，而且我说得特别好，你看我们美国才死了17万多人，都是因为我做得特别好，要不然的话会死更多。这些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就可以这么不顾事实，这就叫“自由民主”。

还有一件事情，恐怕中国人可能也想不通，就是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抗疫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皮优调查中心针对美国人做了一项调查，问：“韩国、德国、英国、美国、世卫组织、意大利和中国这些国家，哪些在抗疫上做得比较好？哪些做得不好？”美国人也说自己做得不好，大概50%多美国人说美国做得不好，但认为中国做得不好的人更多，有37%的人觉得中国做得非常糟糕，26%的人认为做得一般，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公布的疫情数据（包括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等）都完全不可信，84%的人认为不能相信中国的数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的洗脑功效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看到数字以后，就是不相信，就相信自己心里所谓的“自由民主更好”，觉得“媒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地方会比较好”。这也出乎了我们的想象。

“星陨来袭”后的反思

01．疫情后的世界：深度不确定性

第四部分我们来讲一讲和疫情相关但也不相关的内容。每一次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影响。比如说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国际经济格局可能会有一些洗牌。因为疫情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所以经济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疫情也揭示出了我第三部分讲的内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下，抗疫的作用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意识形态力量的对比，政治思想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深刻的问题，专家们成天都在为此而辩论，我也不想参与这个辩论。

有些学者认为，疫后世界会出现“慢全球化”现象，全球化在80年代后开始加速，到现在可能会走入“慢全球化”阶段。其实，去年已经有一个报告发现，按数字计算的话，全球化指数的水平已经开始回落，所以叫“慢全球化”。这可能是疫情结束后的其中一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全球化还会继续，只是速度会慢下来。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会出现“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现象，就是这一波的全球化不够全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需要再来一次，在别的地方进行查漏补缺。还有人提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出现退潮。

和这个议题相关的有一个词叫“脱钩（decoupling）”。有些人讲，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铁幕”甚至新的“冷战”，这些都是“去全球化”的一部分。现在西方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我不跟你一起玩儿了”。

那么，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真实出现呢？说实在的，现在大家都是在“瞎猜”，当然有些人猜得更有道理一些，但是不确定性在增加，很多事情都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深度不确定性呢？最近几年，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全球事务的深度不确定性，想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案来应对，几乎是不可能的。谈到应对的方法，大家往往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回应：“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它的意思是：当你在海上航行，又不知道风往哪里刮，能做的就只有按照风向的变化来调整你的风帆，不然的话，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深度不确定性”这句话，跟“摸着石头过河”还不太一样，“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没有时效性，我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来摸石头，慢慢地过河。但在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进行及时的调整，不调整就很有可能被打翻掉。所以，在深度不确定性时代，时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归纳是，在这种条件下做决策，要靠四种能力：

第一要有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怎么把深度不确定性慢慢变成不确定性，然后再把它变成确定性呢？这需要人快速的搜集、分析信息。比如中国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23号、25号之间，就迅速地搜集、分析了信息。

第二要靠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把城市封住，把各小区封住，把居民封起来以后，中国政府还能让人们吃到菜、买到药，虽然不那么方便，但整个社会终归还能运作。

第三要有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我们不能也不愿意用最高的代价、最严的方法做事情，因为那样尽管可以把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害防守掉，但也可能造成其它的损失，所以要有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知道到什么时候就该换一种其它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最后是评估能力，跟它相关的是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一旦某种体制或政策体系拥有了这四种能力，再面对深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就会应对得很好。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中，大家最近谈的比较多、媒体报道也比较多的就是芯片危机。大家都知道，2019年我们的芯片自给率只有30%，当年进口芯片的花销是3040亿美金，远远超过原油的进口额。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对华为和TikTok等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很严格，而且是越来越严，每天都在加码，要禁止全球几乎所有的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几乎是“赶尽杀绝”。芯片面临危机是一个事实，政府提出的目标是2025年自给率达到70%。然而，芯片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其中一个“卡脖子”关键技术，在其他领域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在此想讲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就算碰到危机，也不是无解的。

02．美国“橡胶危机”带给中国的启示

我要讲的是“橡胶危机”。“橡胶危机”发生在1941年到1944年的美国。橡胶其实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有些时候等同于今天的芯片，因为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机械、器械所必需的材料。美国最著名的谢尔曼坦克，制造每一个都需要大概半吨的橡胶；制造每个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的橡胶；制造每个战舰上则需要两万个橡胶零部件，重量是16万吨。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间办公室、每套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所以橡胶曾经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橡胶又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1919年，德国一个化学家获得了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1910年，德国一家公司就开始生产合成橡胶，天然橡胶逐渐被取代。一战期间，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德国一些厂商开始生产，但工厂距离美国比较远，在一战、二战期间，进口有很多不便。所以到了30年代，美国各大橡胶相关公司就开始着手研发，但对于各自手里的专利，大家都互相隐瞒、互相拆台、打专利战，只能自己成功，不许别人成功，并没有呈现出合作的状态。所以到1939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每年4000吨，排在苏联和德国之后，这两个国家一年都能生产橡胶两万吨左右。到了1940年，战争的阴云密布，美国也在当年成立了橡胶储备公司“RRC”。1941年5月份，美国政府跟四家公司谈和约，计划把合成橡胶的产量提高到4万吨，要知道1939年的产量只有4000吨，这是要把产量提高10倍，来为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作准备。

结果，“星陨来袭”，“珍珠港事件”爆发了。在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98%的橡胶都是天然橡胶，且来自于远东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等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六周以内，日本人就控制住了世界上90%的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这比我们的芯片断供来得还要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完全断供。

那怎么办呢？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成立了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every Committee），他在成立橡胶调查委员会时说，在所有重要的战略物资中，橡胶是最重要的物资，是对国家安全和盟国事业成功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所做的战争努力和国内经济就会崩溃。”所以，橡胶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比今天芯片对中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危机突如其来，要怎么应对？

第一招就是减少橡胶的使用。当时，美国在每次放映电影前都会播放战争宣传纪录片，而罗斯福特地拍了一部纪录片，专门教导大家把废旧橡胶都交到旧货站里去。美国设立了40万个废品收购站，收回每一磅废橡胶花费1分钱。罗斯福总统甚至把他宠物狗的橡胶玩具也捐了出来，用于再生胶的生产。他还提出，把汽车在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从50英里降到35英里，由于车开得很慢，就能让人少开车，减少车胎的磨损，进而减少对橡胶的使用。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举措是：实行橡胶和汽油的配给发票制，没有票的话，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橡胶，但这些举措的功效都非常有限。

第二招就是赶紧寻找其它的替代性天然橡胶进口源，但这一点也不太行，因为除了东南亚各国以外，产橡胶多一点的地区就还有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锡金（今天的斯里兰卡），它的产量占6%，再就是非洲有一点，拉丁美洲有一点。所以，寻找替代进口源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国家也在大量寻求进口天然橡胶。

第三招也是最可行的一招，就是要快速地发展合成橡胶工业。过后我们再来看的华，美国的应对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1941年12月19号，“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两周之后，在“RRC”即美国橡胶储备公司的主持下，美国的五大橡胶公司终于签订了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意思就是“专利大家可以共享了，不再互相打架了”。此后，各公司又相继共享了大概200多项合成橡胶的生产专利。自1942年到1943年，美国国会召开了至少100多次听证会，专门讨论合成橡胶的生产问题，政府硬是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合成橡胶的产业。美国橡胶工厂的生产建设资金，有97%来自于政府。当时美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战争生产的机构，它全面介入到了合成橡胶的各个生产环节之中。

在这期间，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产、学、研之间也在通力合作。有参与者曾经回忆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我们后代的有生之年里，都不会看到有人能比合成橡胶项目时更努力了。”美国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他们共享专利和协议，共同酝酿出了一系列措施。当时，生产出的所有合成橡胶都以“GR”而打头，G代表了“政府（Goverment）”，R代表了“橡胶（Rubber）”，“GR”代表了该批橡胶是政府生产的橡胶。到1943年初，美国出产出第一块合成橡胶，1943年以后，橡胶生产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政府开办和控制了51家橡胶工厂，目标是要产量达到84.5万吨。要知道，1939年美国的橡胶年产量可只有4000吨。

下图展示了1939年到1945年美国橡胶的产出情况，有天然橡胶，也有合成橡胶。1942年以前，基本没有什么合成橡胶，都是天然橡胶。1939、1940、1941年进口的天然橡胶比较多，是因为美国当时就像中国今天要囤积芯片一样，紧急进口了很多橡胶来囤积，所以进口量增长非常快。但到了1942年，进口就只有一点点了，可能当时橡胶的进口还没有完全被日本人阻断，所以还是进到了一些。

1943年时，可供进口的橡胶已经非常之少了，但与此同时，合成橡胶就开始多了起来。到了1945年，美国已经可以生产合成橡胶90万吨以上。1950年时，全球有90%的合成橡胶都是美国一家生产的。所以，美国几乎是“从无到有”地把橡胶生产了出来，我想我们的芯片也应是如此。目前，我们已经能生产30%左右的芯片，当然最高级的芯片还存在一些困难。我们的设计没问题，但生产可能有点问题。不管怎么说，美国人成功做到了“从零开始”，在三年内发展出了庞大的合成橡胶工业，使盟军得以碾压纳粹德国。

与此同时，因为美国知道橡胶的重要性，所以他也对德国、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来摧毁对方的橡胶生产能力，这与现代社会中的断供芯片类似。最终，美国在战争中生产出了5万辆谢尔曼坦克，仅在1944年就生产出140万条橡胶的飞机轮胎，橡胶鞋、橡胶硝底鞋和橡胶后跟鞋的产量更是数以亿级。到1944年、1945年反攻的时候，盟军在战役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橡胶短缺的情况，就是因为合成橡胶的产量比较充足。

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当时的橡胶企业，今天还存在的有“凡士通”，他们生产的大炮，都是用橡胶做的轮胎。罗斯福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建设民主的军火库。”“军火库”这个词，后来成为了美国很多本书的书名，很多作者都在回忆那一段历史。

总之，今天我从概念和比喻讲到现在，相继讲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中国早期的疫情防控，以及后面一般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疫情的控制情况。基本上在2月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就得到了基本的控制，3月起情况开始出现好转，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解封了。随后，我也讲到了其它国家的抗疫情况。最后，我讲了疫情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一些我们未必完全能够预料到的局面产生。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比如“芯片技术卡脖子”。去年的我们恐怕怎么也没想到，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你所囤集的各项用品，也可能很快就会用完。

最后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下几个道理。美国当年遭遇的橡胶危机，比我们今天面临的芯片危机更为生死攸关，当时他们如果没有橡胶的话，就会面临战败。而今天的芯片危机却不一样，我们可能会面临某些危机，但没有芯片也可能有其它的一些东西出来，还不至于真正叫“生死攸关”。美国能办到的，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办到，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过经验。

新中国成立时，从1949年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当时不知断供芯片，而是所有东西都封锁，包括人都不让进来。但反而是在这期间，我们的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美国能办到，我们也一定能办到。

03．未来的全球格局：“事在人为”

目前来看，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大，“局部脱钩”几乎可以说是在所难免。而且，我们还要警惕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星陨来袭”事件。芯片危机已经发生，一些其他的突发事件也有可能会发生。包括局部区域的擦枪走火，小规模的战争冲突，都有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尽管突发事件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我们来看都是“坏事”，但“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为“好事”。美国当年遭遇橡胶危机的时候也是一件“坏事”，当时他们也在几年的时间里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几年以后，它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国。知道最近这几年，中国才取代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国。所以对美国来讲，虽然是一件“坏事”，但最终经过努力，经过政府、产、学、研之间的齐心协力，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最终成功把事情办好。

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在人为”。中国的制度有自己的优势，而且优势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一次，我相信我们的制度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芯片或其它的“卡脖子危机”，也可以从“坏事、危机”变为“好事、转机”。谢谢各位！

提问

主持人：

好的，谢谢绍光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们在评论区也搜集到了一些问题，下面请您来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一些人提出，此次疫情在传播和应对上是首个真正“全球化”的疫情，对此您怎么看？全球化的背景为抗击疫情带来了哪些益处，又有哪些挑战？

■ 王绍光 

这个说法恐怕不尽准确，我刚才已经讲到，如果用一些指标来进行测算的话，其实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头十几年，也出现过一波连续的“全球化”进程。所以，1918年的那一次大流感，也算是发生在全球化的条件之下。至少从死亡人数来看，1918年大流感的影响其实比此次新冠疫情还要大。所以，不能说这次是“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疫情。

当然，全球化恐怕也会对疫情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各个国家之间都是封闭的，贸易、资金往来和人员往来很少的话，那么疫情的传播恐怕就不会那么迅速，管控起来也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2019年、2020年，尽管全球化已经开始出现“慢全球化”的趋向，但全球化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人员往来也还是比较多的。且不说全球，就连中国内地的人流量都非常大，流动速度也非常快。疫情爆发初期，大家都说早期武汉封城有很多人跑了出去，其实本来很多人就是要过年回家，都是些正常的人员往来。

所以，全球化也罢，经济的高关联性也罢，都会对疫情的管控造成一定困难。当然全球化也不全都带来了坏处，可能也有好的地方。一旦达成信息的交流，本来早期看来深度不确定的事情，后来就会变成一般不确定性事件，而当信息传播得再快一点，且信息不受阻挠、不受歪曲的话，深度不确定事件也可能很快就变成确定性事件。这样的话，大家应对起来也会比较快。实际上，有些地区的防疫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其方法是正确的，比如越南。越南在抗疫方面其实做得很好，直到前不久都没有出现一例死亡病例，确诊人数在一个月前才达到300多人，算非常、非常少。所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关键还是看各地如何来处理。

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第二个问题是：在世界尚未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之时，又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近来，有关疫情对全球粮食安全的种种担忧此起彼伏，新冠疫情是否会引起全球性的大饥荒？

■ 王绍光 

这个问题我没做过研究，不敢胡说。但我个人觉得，全球粮食“大饥荒”不一定会出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粮食产量因为疫情而大规模地减产。关于这个问题，粮食短缺是一个问题，饥荒又是另一个问题。对全球来说，一共生产这么多粮食，又有这么多人，如何能够把粮食分配给需要的人，是粮食“够不够或者是否短缺”的问题，而饥荒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饥荒的意思是：即使粮食生产出了很多，足以养活全球人口，但由于某种原因，世界上还是有些地方的人得不到食物供应，然后就会产生饥荒，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所以，这两个问题需要分开来看。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粮食的短缺问题不会出现，我现在并没有看到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来表明：疫情会导致粮食短缺问题。

但即使粮食不短缺，疫情会不会造成一些国家、地区的部分群体，由于缺少经济来源而陷入饥荒呢？某部分群体出现饥荒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现在的粮食属于商品，已经不像几百年以前那样“自家种、自家吃”，商品需要付出金钱才能交换，而这次疫情确实对很多人打击很大，即使是在很富裕的地方，人们的生计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比如出租车司机以前可以拉到活儿，现在到处都拉不到活儿，以前中午可以到外面吃一顿饭，现在就不敢，只能自己带干粮，啃一点馒头、面包，喝点水解决问题。所以，疫情有可能引发饥荒的出现，但至于波及面会有多广，我还真不敢说。

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很多国际上的学者认为，新冠疫情会影响中美竞争的格局。未来，应对疫情的能力将成为国家生存能力的标志，这也可能会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此您怎么看？国际力量格局的调整将走向何处？

■ 王绍光 

这个力量调整可能跟疫情有关，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当“老大”，长期主导整个全人类的事情。西班牙曾经称霸世界，而后英国人也称霸世界，但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老大了。实际上，美国人均GDP稳定超过英国，要到二战的时候，是在1940年以后才真正完成“权力的转接”。在从1890年到1945年左右的将近半个世纪里，美国的人均GDP其实并没有稳定地高于英国，有时能超过英国，有时又低于英国，所以它也不能完全被称作“世界的老大”。因此，一战也罢，二战也罢，美国人中既有参战派，也有主张不参战的人，他们的观点是：“和欧洲隔着那么远，我们自己在这边活的好好的，干吗要去参战？还会影响我们的实力。”

两次大战对欧洲的消耗非常大，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就变成了稳定的“世界老大”，尤其是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撤出了长期保有影响力的中东地区，美国称霸全球的格局因此形成。无论是从1945年还是1956年算起，距今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如果从19世纪末算起的话，美国在当时曾跟西班牙打过一仗，那一场也是打赢了。所以，美国“独领风骚”已经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了。

那么，中国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挑战美国的时候？我认为不是。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总量上开始逐渐接近于美国，我们的人均GDP要稳定地超过美国，就像美国当年超过英国一样，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半个世纪甚至更久。所以，中国目前没有任何意愿要“称霸全球、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北大教授潘维说得很好，他说：“称霸全球要‘一手拿剑，一手拿经’。”“拿经”指的是西方人包括西班牙人、英国人、美国人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经，然后拿到全球去推广。西方世界里那些真正宗教性的东西，需要派出很多传教士到全球各地来传播。现在其实也有，只不过不叫“传教士”了，而叫“非政府组织（NGO）”。其实NGO的作用和传教士一样，都是要传播西方的主观意识形态。这些拿经、拿剑的人，愿意把手伸向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插手别国事务……但中国老百姓估计不会支持上述举动，我们也没必要到处去惹事，去干预别人的事情。

综上，我们现在并不想输出社会主义，也认为我们的模式适合于全人类。我们的模式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自己不会这样说，也不喜欢别人那样说。所以，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随着力量对比的格局发生变化，世界格局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毕竟中国的发展和增长还是要往前走的，不能因为你不喜欢我就不走了，就停下来等着你、束手待毙。我们不想欺负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欺负。

除了经济力量以外，政治制度也是力量格局中的关键一环。现在美国很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原来很不错，有些人甚至开始想要效仿。这种效仿不一定是完全效仿中国，但至少是不完全走西方指定的那条道路，这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和威胁非常大。最近。美国人写的东西都是这样讲的：“当年我们和中国搞好关系，是希望中国变得跟我们一样，结果现在中国变来变去，变得和我们越来越不一样了。”这席话听起来毫无道理，但倒有可能是真话。所以美国人看到我们变得跟它“南辕北辙”、还那么有吸引力，心里肯定会非常不高兴的。

我想，这次疫情恐怕会加速这一进程。不管中国这边愿不愿意输出，我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成效。美国或者西方媒体的歪曲和渲染，可能会误导很多美国本国人，那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总会有公正和客观的看法，能看到真实的数据，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大量亚非拉国家人群。这一过程可能会改变世界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和政治制度力量对比的格局。综上所述，力量对比格局是很宏观的东西，并不是谁愿意促进其改变就能成功，谁愿意阻挡其改变就能失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变局之中学会应对各种可能性，包括一般不确定性事件和深度不确定性事件等。

主持人：

再次感谢王教授的精彩演讲，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我们的讲座预告会在中信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推出。谢谢大家，再见！

本文根据王绍光8月28日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六十九期的演讲整理摘编。

王绍光，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他于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9-2017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